如何让第四次工业革命成为所有人的机遇
——读施瓦布《第四次工业革命:转型的力量》
⊙夏学杰
当下,人类社会正进入飞速变革的时代。有学者称,全新世已结束,我们进入了一个全新的时代——人类世,有的学者则预测出奇点将到来。世界经济论坛创始人、执行主席克劳斯·施瓦布则提出第四次工业革命的论断。
对前三次工业革命,读者可能并不陌生。第一次工业革命大约从1760年延续至1840年,引领人类进入机械生产的时代。第二次工业革命从19世纪末延续至20世纪初,随着电力和生产线的出现,规模化生产应运而生。第三次工业革命始于上世纪60年代,通常被称为计算机革命、数字革命。克劳斯·施瓦布在其新书《第四次工业革命:转型的力量》中断言,当前正处在第四次工业革命的开端,第四次工业革命是在数字革命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其特点是:同过去相比,互联网变得无所不在,移动性大幅提高;传感器体积变得更小、性能更强大、成本也更低;与此同时,人工智能和机器学习也开始崭露锋芒。
对第四次工业革命,目前学界并没有形成共识。有的学者认为本书讨论的这些进步只是第三次工业革命的延续。对此,施瓦布从速度、广度与深度、系统性影响等方面总结出三大原因以佐证自己的观点。他认为,从速度上看,本次革命呈现出指数级而非线性的发展速度,这是因为我们生活在高度互联、包罗万象的世界,新技术在不断催生更新、更强大的技术。从广度与深度看,第四次工业革命建立在数字革命的基础之上,结合了各种各样的技术,这些技术不仅改变着我们所做的事和做事的方式,甚至在改变人类自身。
不论当下的变革是否可称之为第四次工业革命,变革都无法回避,毕竟变革就在我们眼前、我们身边。正如施瓦布所言:“对于所有行业和企业而言,问题不再是‘我是否会被他人颠覆’,而是‘颠覆会何时到来,会以什么形式出现,对我和我所在的组织会产生怎样的影响’。” 《第四次工业革命》不仅提出观点向大众介绍第四次工业革命的本质、后果和影响,更希望提出迎战此次工业革命的对策:“我们有责任确立一套共同的价值观,引导政策选择并实施变革,让第四次工业革命成为所有人的机遇。”“让第四次工业革命成为所有人的机遇”,施瓦布的这句话在我看来更像是一次抒情,极其不现实,不过我们又确实应有这样的思考。虽说转型时的阵痛是无法避免的,但人们也应对其有足够的重视和人文关怀,而不是听之任之。
对发展中国家,第四次工业革命又有何影响呢?施瓦布认为,在第四次工业革命时期,如果低成本劳动力不再是企业的竞争优势,全球制造业就很可能回归到发达经济体。一旦发生这样的情况,低收入国家就会面临困境。而在作者看来,不让更多国家和地区落伍并非是道义上的责任,而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目标。大规模移民等地缘政治和安全挑战会引起国际动荡,而实现上述目标就可以缓解这样的风险。另一个风险是第四次工业革命可能在国家之间导致“赢者通吃”的局面。正如韦尔斯在《世界史纲》中曾说过的那样:“没有共同的历史观,就没有和平与繁荣。倘若在合作中缺乏共同的价值理念,仅凭狭隘、自私且彼此矛盾的所谓‘国家传统’行事,不同种族、民族的人们就注定滑向冲突和毁灭。”施瓦布以全球化的视野和胸怀打量了第四次工业革命,并分析人们应该采取什么措施利用本次工业革命为共同利益服务。
哈佛大学数学与生物学教授、进化论者马丁·诺瓦克说:合作是“拯救人类的唯一方法”。1971年,施瓦布在《机械工程领域的现代企业管理》一书中提出了“多方利益相关者”的概念。他认为现代企业管理不仅要为股东服务,也应兼顾所有相关方的利益,才可实现基业长青。同年,在此概念引导下,施瓦布创立世界经济论坛,并将其发展成为当今全球最重要的公私合作平台。正如其一贯以来的倡导,施瓦布在《第四次工业革命》中极力呼吁各方协同作战。据他观察,这次工业革命所有涉及的变革领域,最重大的影响之一可能来源于赋权,即政府如何与公民互动;企业如何与雇员、股东和客户互动;超级大国如何与小国互动。随着第四次工业革命颠覆现有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模式,被赋权者必须认识到,他们属于一个分散的权力系统,需要在相互交往中加强协作,方能取得成功:“我相信通过多方利益相关者之间的高效合作,第四次工业革命能应对甚至化解当今世界面临的一些重要问题。最终,一切都归结于人、文化与价值观。我们需要努力使来自不同文化、国家和收入群体的所有公民都能了解掌控第四次工业革命的必要性,及其对文明的冲击。让我们共同塑造一个为所有人共享的未来,它以人为本,赋权于民。”
书中提出了迎战第四次工业革命的四种智慧,分别是情境判断(思维)、情绪管理(心灵)、自我激发(精神)、身体素质(身体)。只有综合运用人们在思维、心灵和精神方面的智慧,才能有效应对第四次工业革命的挑战。正如伏尔泰所言:“不确定让人不舒服,可确定又是荒谬的。”没人知道第四次工业革命将带领我们走向何方,但施瓦布认为若因方向不明而感到恐惧则同样幼稚可笑。第四次工业革命的最终走向从根本上取决于我们充分挖掘其潜力的能力。我们必须为可能出现的影响积极做好充分准备,携手将面临的挑战转化为机遇。世界飞速发展,高度互联,一切变得更加复杂也更加碎片化,但我们仍能以有利于全人类的方式塑造我们的未来。
普通劳动者最关心的莫过于他们的工作岗位何去何从了。如今,不仅手工、体力活儿被机器抢着干了,就是一些脑力劳动岗位也朝不保夕。国内一位出版人2013年岁末写下的一篇文字就颇为感伤焦虑:“不用说,也不用问,我清楚地知道,对绝大多数出版人而言,2013年是怎样备尝迷茫、彷徨与焦虑的一年。没有几个出版人感觉日子滋润轻松的。一张深圳购书中心停业公告的图片毫无疑义成为当天我微信朋友圈里转发量最大的一条微信,几乎所有出版从业者都参与了对这张图片的转发或讨论。由此不难洞见,出版人已经进入怎样的集体焦虑与不安——实体书店的雪崩已经不远了,出版怎么做?出版人怎么转型?”随着数字技术的飞速发展,很多行业都不得不面临着被淘汰或转型窘境。施瓦布估计,即便是像律师、金融分析师、医生、记者、会计师、保险承保人、图书管理员等各种不同的职业,也可能部分或者全部实现自动化,而且这一天会比大多数人的预期来得早。有一项研究预测,未来10年至20年,美国47%的就业人口可能面临失业危险。相对于此前工业革命对就业市场的改变,第四次工业革命对就业市场的破坏范围更广,速度更快。
早在1931年,凯恩斯曾警告说,当“发现节约劳动力使用的方法的速度,远远超过了我们为劳动力开辟新用途的速度”时,技术就会导致大范围失业。施瓦布不无幽默地写道:“这个论断被证明是错误的,但是万一这次对了呢?”以前被证明是错误的理论,在颠覆的时代没准就是对的,比如在经济危机时,平时总结出来的规律和原则大都不适用了。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保罗·克鲁格曼说:“当经济处于萧条期时,资源稀缺不再占据支配地位。生产资料遭到闲置,以至于人们可以在不损失其他资源的情况下获得某种资源;免费的午餐比比皆是。这样一来,原先适用的所有经济学规则此时都被颠覆;我们宛若进入了一个镜像世界,在这里美德变成了罪行,谨慎代表着愚昧;省吃俭用让我们前途黯淡,健全货币使我们愈发贫穷。”所以,如何调整就业政策,扶持失业人口转型就业,是一道不得不破解的社会难题。第四次工业革命对企业的影响是,从简单的数字化向更为复杂的创新模式转型势不可挡,这需要企业不断去创新。企业发展关键的生产要素不是资本,而是人才。由此,就业市场可能分化为低技能低薪和高技能高薪两类工作。求职者面对此次工业革命该如何选择教育类型和工种呢?施瓦布没有展开细致的讨论。
作者对问题认识的广度值得称道,但解决的办法似乎不多,只是强调选择权在我们手中,建议在制定政策和提高应变能力等方面做出努力,但这些分析未免过于笼统含糊了,有些让人无所适从。